君子小人论
易中天先生在和王志同学面对面的时候，说大话三国里的确是范了些错误的，对于一些见血的问题他倒是坦诚的，顺便也举了一个例子：讲三国的时候，易老对于曹操做了“真小人”的鉴定，并似乎有些溢美之词。听上去也却有道理，自旁观者的眼中，真小人的真性情，往往比伪君子要舒坦得多。不过后来，一位上海的编辑却致信指出，这种单纯偏颇“真小人”做法的危险性。大抵时说，这种真会使恶变得赤裸裸而毫无顾忌。秦晖先生也有一篇文章说：伪善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。原本说得不错，有些道理，只可惜生不逢时，偏落入了跑跑跳跳的争论中，成了一坛子浆糊。
闲言且罢，我还是想说商学的。“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人为小人，管理学则前提假设人为君子”。这句话是朱导于国际贸易课程上引述的。当时觉得很新鲜的说法，细想之来，却是很有道理的。朱导素是我很欣赏的老师了，这年头，作为一名青年女教师，上课上得一板一眼却不失生动，着实难得。更何况，有重临经济学课堂的感觉，而微观经济学，我一直以为是可以与我高中哲学课一样足可以引领一生的课程。
由这么一句格言不禁衍生一些感念来，经济学的初始是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的，自由可谓西方经济学早期的核心思想，这无不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映衬。令人有几分讶异的是，这个人类最崇高和昂贵的梦想，却被设定由“小人”们驱动，尽管这里所指代的小人与道德范畴少相关。当然，深切地思考之后，便会明白这是比较妥当的，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存于道德界限，纵使千年争论也不能作最终了解。但还原于现实或者学术，向恶而生的假设要远比向善而生的假设实际得多。以暴制暴，向是我们所不提倡的，可奈这却是制恶之道中最有效率的。
早期自由经济的思想是如此的深刻，从专制公权走向普遍民权的西方社会是如此地害怕自由的再度沦丧，即使村野萧条、大厦将倾的时候，胡佛也放不下心中郁郁难解的自由市场情节。到此处，我们不禁感叹：历史的重轮，总试图证明一个个悲剧的不可避免。思想变革在来临的时候，往往比现实革命要更加决绝、冷酷、无情。它对于过去的害怕要远胜于对未来的期望。失去的平衡，往往需要另一种苦难来逆转。
经济学最重要而辉煌的思想莫过于：均衡。大多数情况之下，纯粹的均衡并非常态，甚至它的降临比昙花的开放还要短暂，但它必将与这凌空而过的流星交会，或只是一瞬之间，却不可避免。均衡，即使难以抵达，却也难以逃离。正如披着散发、弄着贝斯的小青年唱道：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在这一点上，自由经济的尽头，必将有一次轮转，均衡将抵达。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信息经济学，都逐渐发现纯粹自由经济的可怖性。自由不会被终结，却将被遏制。“小人”之中将诞生“君子”。
制度经济学以研究外部经济（externalities）、公共产品（public goods）的搭便车（free-rider）和寻租（seeking rents），说明“小人”逐利行为对既有利益造成的额外成本，原本解决稀缺性的市场手段失灵，稀缺性带来的成本被人为放大，并且促生争夺的加剧，而争夺加剧再度提升成本……当一切陷入恶性循环，公共悲剧便最终上场。
而信息经济学以道德风险（moral hazard）、逆向选择（adverse selection）以及博弈论的囚徒困境等说明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。
自由经济是设定由“小人”推动的，但一个纯粹由“小人”组成的社会却可能是无序的。而且，这个过于纯粹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。向恶而生，结出的花朵是罂粟，源自于邪恶，却也有光荣。管理学中的初期的泰罗等的思想，无疑也是基于“经济人”假设的，但不管怎样，自从管理学的诞生，“君子”便有了自己的影子。即使在那样的早期阶段，站在管理者岗位上的人，便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组织而不只是个人的利益了，人从这个地步便多少有了“公心”。其后，西蒙的决策论派提出的“有限理性”假设，渐渐把经济人还原到现实，使其摆脱纯粹理性的束缚。而行为学派的梅奥及其“霍桑实验”最终确立了“社会人”假设，至此，管理学将人纠正为“君子”的任务便达成了。这里的“君子”或可以指为一句古老的策言：欲先达己，必先达人。
君子、小人其实本身也应如经济学所提倡的“均衡”那样。诚然，这世界若没有黑暗，又怎存得光明。万物之间，均衡为度。或可以批判，或可以改良，但该存在的仍然会存在，存在便有其存在的道理。
只不过，这“君子”出于“小人”，却怕也难是出淤泥而不染吧。到头来，叹一句：君子小人间，真伪依存之。谁真，谁伪；谁恶，谁善？